先秦时期的黄帝祭祀
何炳武主编
先秦时期的黄帝祭祀活动
我国的祭祀活动源远流长，有人通过对甲骨文中“祭”、“祀”两字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祭祀活动就已存在，祭祀是中华重要的初始文化之一。”[1]大约在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撒在尸体旁边的赤铁矿粉就反映了灵魂不灭观念下的祭祀现象。祭祀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国语·鲁语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韦昭注：“节，制也。”也就是说，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重大制度。《礼记·祭义》中也说“礼之五经，莫重于祭”。
传说黄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黄帝。《绎史》卷五引《纪年》及《博物志》说：“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这种传说与黄帝时代的文化背景相合。黄帝时代，祭祀已经相当普遍。黄帝曾上泰山封禅，并“郊雍上帝”，“接万灵于明廷”[2]。据《礼记外传》：明堂是古代天子布政之宫，与祖庙有渊源关系。从考古材料来看，近几十年来我国不同的地区曾先后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其中在炎黄时代的时间范围内，就有辽宁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寺墩祭坛、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等。这些发现为黄帝时代已经有相当普遍的祭祀活动提供了佐证。因此，黄帝去世的当时已有祭祀黄帝活动的传说是可信的。
在尧舜禹时代和夏代，黄帝已被人们当做始祖祭祀。据《国语·鲁语上》：“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礼记·祭法》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所谓“禘”，《礼记·丧服小记》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注引杨复的解释说“禘、郊、祖、宗，乃宗庙之大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也就是说，每一朝君主追溯自己的始祖，把它当做祭祀的对象，至于始祖以前的远祖先，则用禘祭的办法加以报祀。禘礼是一种追念远祖的大礼，古制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举行。由于黄帝开创性的业绩，有虞氏和夏后氏都把他视为远祖，并用祭祖之礼的最高规格祭祀。
到商周时期，人们仍把黄帝视为先祖，以祭祀远祖之礼来祭祀黄帝。从大量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商周族和黄帝有血缘关系。《史记·三代世表》中将这种血缘关系记载得很明确：“黄帝生玄嚣，玄嚣生*(左虫右乔)极，*(左虫右乔)极生帝喾，帝喾生契，是为商祖”，“黄帝生玄嚣，玄嚣生*(左虫右乔)极，*(左虫右乔)极生帝喾，帝喾生后稷，是为周祖”。杨宽结合《世本》、《大戴礼记》等书所列黄帝世系表是：
契
玄嚣—*(左虫右乔)极—帝喾 尧
稷
黄帝
穷蝉—敬康—句芒—*(左虫右乔)牛—瞽叟—舜
昌意—颛顼 鲧—禹 重黎
老童(卷章)
吴回
(《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从此表中也能清楚地看到黄帝是商周族的始祖。我们再从象征华夏族的龙文化现象来看，在黄帝时代，黄河中游有共同的龙崇拜信仰，原始龙形象出现的较早遗迹是河南濮阳老城西南角的西水坡墓地，距今约6000年之久。山西襄汾县的陶村墓地出土了一件彩蟠龙图形的彩陶盘，时间距今4000多年。后来在商代遗物中，又大量出现龙图案。从夏、商、周三族的活动中心出现龙的崇拜推测，可能在黄帝时代，龙作为华夏族的象征已经初具规模，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商周族和黄帝有血缘渊源。
众所周知，商周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祭祀制度，祭祀活动不仅种类繁多，程序复杂，而且更趋于规范化。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期对祖先的祭祀更加重视。商对自己的祖先按照一个既定的祭祀谱轮流祭祖，几乎是每天必祭。从甲骨文所载对先王先妣的祭祀秩序可以看出，先王无论直系、旁系，甚至立为太子、而未即位者也全都予以祭祀。对此现象，陈梦家先生在他的《殷墟卜辞综述》中总结道：这种对祖先崇拜的隆重及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的逐渐接近、混合，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3]。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商周始祖的黄帝在当时也受到了隆重的祭祀。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商周的人们对祖先如此狂热地虔诚崇拜呢?据史载，古代祖先祭祀有一个重要原则：报功修先。“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4]也就是说一方面通过祭祀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另一方面要从祖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勉励自己不断努力。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作为其苗裔的远祖继续被祭祀。陈侯因*(上次下月)敦铭文中明确记载了黄帝是田齐的高祖并对其进行祭祀的情况：“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漠克成。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衷寅(敬)荐吉金，用作孝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世(成)万子孙，永为典常”[5]。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祭祀具备了新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经济政治上的剧变反映到社会思想上，就是对天的信仰的动摇与重民思想的抬头。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战国时的祭祀，宗教意义淡化，而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上升。对黄帝的祭祀亦不例外。
首先表现在“黄学”的出现。先秦诸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纷纷借黄帝立言，黄帝和黄帝时代在诸子的著作中被做了不同的描述。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治，神仙家的出世，在诸子著作有关黄帝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著作尽管带有著作形成时代的烙印，但同时也反映出黄帝的功绩和黄帝时代的特征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当时的人们为了规拟未来社会的蓝图，纷纷研究黄帝和黄帝时代，并开始打出黄帝的旗号，出现了一个重要学派——“黄学”。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战国时期出现的“黄帝之书”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等共12类26种。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黄学的主要思想是文武并用，刑德并行，以法为符，皆断于法，无处无执，无为而治，保民而王等。这些思想无疑是为结束战争局面，促进大一统的实现而出谋划策。可见到战国时期，人们在承认黄帝是华夏族的血缘意义上的祖先的同时，更加突出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黄帝的意义，黄帝成为引导人们从战乱走向统一的旗帜。
其次表现在黄帝被作为天帝之一来祭祀，其政治意义更加突出。黄帝及其他四帝，本来都是祖先，后来获得天神和帝王的含义。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五行学说的传播和影响，春秋战国以来人们用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的演变规则，认为黄帝代表土德，周代是火德。《孔子家语·五帝篇》对此作了相当清晰的解释：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灸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
如果用五行相生的原理推测，火生土，取代周代的王朝应该又是土德；如果用五行相克的原理推测，水克火，土克水，取代周代的王朝应该是水德，而水德之后也是土德。这样一来，代表五行之一的黄帝就具备了神格，被作为天神而享祀了。随着五行说在战国时期的流行，五帝被进一步神化，又将五帝与方位、节时、颜色相配，作为天神的五帝不仅代表木、火、金、水、土五行，又代表东、南、西、北、中五方，又代表春、夏、秋、冬和夏秋之交五个时间，又代表青(苍)、赤、白、黑、黄五种颜色。所以作为天神的五帝有五行之帝、五方之帝、五时之帝、五色之帝等含义，随文而异。《周礼·春官·小宗伯》中记载“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燥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这样黄帝俨然成了司时之神，也成为后世季夏拜祀黄帝的渊源。《淮南子·天文训》更把黄帝说成是执绳而治四方的中央之帝，《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说：“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这些理论的基本框架在战国时都已经出现了。也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去远古部落寻找自己的精神领袖，并将他们排成五德终始秩序，这样就使每一个部落集团、每一个族徽的后裔都有可能成为天下霸主。也就为各国争霸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把黄帝当作天帝之一来祭祀明显有政治上的考虑。以秦国为例，秦人祭祀的上帝有：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史记·封禅书》中记载：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作西畤，祠白帝。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白帝即少皞，少皞是古代东夷集团中有名的氏族首领，秦人来自东方，把少皞奉为明神来祭祀，是理所当然的。青帝不知确指，徐旭生说可能是太皞[6]。太皞也是古代东夷集团中有名的氏族首领，对其的祭祀与少皞有相似之处。而对炎黄二帝的祭祀就突现出其政治意义。炎黄二帝是古代有名的氏族首领，陕甘一带黄土高原是炎黄二族的发祥地，很自然，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崇奉着炎黄二帝。《封禅书》说：“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武畤、好畤春秋初年文公时废，三百余年后，秦灵公在其旧地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这是对原来周人立畤的一种复兴，而周人在武畤所立之帝很可能就是黄帝、炎帝。秦人在西周时居于今天水一带，立国后势力不断扩大，穆公时势力已向东发展到黄河沿岸。在这种益国开地的过程中，不断有异族纳入秦统治之下，《秦本纪》记载被秦吞并的地区或氏族有荡社、毫、彭戏氏、杜、郑、小虢，梁、芮、大荔、义渠等。为了统治这些地区的人民，秦统治者选择这里人民原先业已崇拜的炎、黄二帝加以崇拜祭祀，确是一种有效的统治手段。秦统治者立畤祭上帝都有这种意义，我们来看秦畤之分布就一清二楚：
襄公所立之西畤——今甘肃天水一带；
文公所立之鄜畤——今凤翔；
宣公所立之密畤——在今凤翔南宝鸡县境内；
灵公所立之吴阳上、下畤——今凤翔；
献公所立之畦畤——栎阳，今临潼县东北部。
从畤的分布来看，呈现出由西向东的特点，与秦势力扩张相一致，其意义不言自明。同时，对于征服者来说，掌握对被征服者心目中明神的祭祀权，就等于控制了被征服者本身。
春秋战国时期的祭祀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各国祭祀黄帝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但都对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做了准备。
注解：
[1]洪成玉：《祭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圣文化》，2005年，第2期。
[2]《史记·封禅书》。
[3]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561～562页，中华书局，1988年。
[4]《论衡·祭意篇》。
[5]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09～21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先秦时期的黄帝祭祀礼仪
先秦时期对黄帝的祭祀，除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国家以天帝之礼祭祀之外，更多的时候是以祖先之礼对之进行祭祀。古代中国人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1]，因而非常重视对祖先的祭祀，祖先的祭祀礼仪庄严肃穆，完备周详。上古对于祖先的祭祀主要是郊、祖、宗三大类。所谓郊，就是在祭祀上帝的时候同时还祭祀祖先。所谓祖和宗，则是在称做“明堂”的祖庙中祭祀祖先神。
黄帝作为祖先被祭祀，最重要的是庙祭。在黄帝死后的一个时期，黄帝庙有可能是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宗庙的祭礼主要为禘祫、宗庙时享两大类。在周人的宗庙祭祀中，禘祫尤为重要，“宗庙之祭，莫大于禘祫”[2]。禘的意思是“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也就是说禘礼的目的是纪念始祖以前的远古祖先。“祫”是“合先君曾主于祖庙而祭之”，即在宗庙中合祭祖先。“禘以孟夏，祫以孟冬”，都是周天子对于祖先神的重大祭祀。据周代礼制祭祀先祖先要做修除、择士、卜日、斋戒。由于周人崇尚用气味来祭祀，因此祭祀时王要先到太室行裸礼，用圭瓒舀了一种叫郁鬯的香酒灌地，使香气到达地下，以告知鬼神降临受祭。祭祀用的食物，行礼后要分而食之，称为“*(左食右夋)”，是食鬼神之余的意思。牲肉(生日月辰，熟曰膰)分赠给参加祭祀的宾客或颁赐给同姓诸侯。
行礼有九拜。《周礼·春官·太祝》：九拜之名曰“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稽首，是跪下后，两手着地，引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空首是两手拱地，引头至手而不着地。这三拜是正拜。振动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是先拜而后稽颡，即将额头触地。凶拜是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肃拜是拱手礼，俯身拱手行礼。在宗庙祭祀时，都行稽首礼。
宗庙时享是指古代天子和诸侯及士庶按定制向祖庙献祭。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说，宗庙时享是“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在周代的礼仪中，最有特色的是“立尸制”，就是选定一活人作为祖灵的代表接受祭享。《礼记·坊记》说：“祭礼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通典》引《白虎通》佚文说：“祭所以有尸者，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升自阼阶，仰视榱桷，俯视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虚无寂寞，思慕哀伤，无所写泄，故座尸而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尸用卜筮选定，称为“筮尸”。《仪礼·特牲馈食礼》云“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仪。命筮曰：‘孝孙某，诹此某事，适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为尸，尚飨’”。筮尸的范围有限制，只在血缘关系最近的宗支中选择，“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子孙为尸”[3]。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孙妇)。而庙中的庙主，木制，通常用桑、栗等木制作，平时放在祏(石函)中，祭祀时才拿来。
祭祖仪式由相(傧相)担任赞礼司仪工作，卿大夫担任大相，士担任小相。祭品也有严格的规定，“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之犬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笾豆脯醢则上下共之”[4]。《仪礼》、《礼记》中详细记载了士、大夫的祭祖礼。“特牲馈食礼”以豕另加黍稷、鱼腊祭祖，为士的祭祖礼；“少牢馈食礼”以羊豕(少牢)加黍稷、鱼腊祭祖，为卿大夫的祭祖礼。其仪节大体为：(1)以卜筮选定祭日和象征祖先的尸，在众宾中选定执事的“宾”。(2)“准备祭器、祭品等。(3)迎尸、献尸：先由佐食、祝向尸献食(谷物、瓜果、牲肉)九次，再由主人献酒。尸祝福主人。再由主妇、宾长向尸三献酒。(4)主人、主妇、众兄弟、众宾互相敬酒。(5)将祭食分与参与仪式的众人，表示分享祖先的福惠。
《礼记》等记载的天子诸侯祭祖礼最为隆重，要用大牢即羊、豕、牛三种牺牲，天子祭器用九鼎，诸侯用七鼎。礼仪较士大夫开始时增加“裸尸礼”，对尸行九献之礼。祭品如牺牲、玉帛、酒醴、瓜果等名义上要由王及后妃亲自生产。祭日由占卜选定，牺牲选用专门饲养的红色公牛。尸穿上被祭先祖的遗服充当神主，一切礼仪围绕他进行，祝作的祝词、嘏辞也以他为中介。君主要对尸行九献之礼。《礼记·祭统》说天子诸侯的祭祖礼仪：“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献裸是以专用的裸器将清酒和香草煮和的液体灌饮尸者，乐歌则贯穿整个祭祀，认为作乐歌可以降神。编钟编磬多为祭祖时节歌节舞使用。武宿夜即大武舞，相传是描述武王伐纣战争的舞蹈，以示不忘先祖创业和表现先祖的勇武精神。
祖庙之中祭祀用的祭器有鼎、彝、尊、觚等礼器，统称为“宗彝”，“宗彝”也是政权的象征。祖庙中的祭品也很讲究，它包括三牲、水酒、币帛及各种菜蔬、五谷和调味品。祭祀祖先时应穿特别制作的祭服、祭冠。《礼记·曲礼》云：“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其注云：“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礼记·玉藻》中则详细地描述了对祭冠的要求，“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亦作龙衮。天子祭服，画龙于衣，故名)以祭”，而诸侯应“玄端(诸侯祭服，黑色，袖方直，故名)以祭”。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绶带)，公侯佩山苍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素色)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青黑色)组绶，士佩瓀纹而綦组绶。祭祀时，要有音乐歌舞伴奏。比如六乐中的《大武》，据《周礼·大司乐》说是用来“享先祖”的，即是天子用于祭祀先祖的大乐，要求是八佾，六十四人表演。
先秦时期对先祖的祭祀礼仪神圣而隆重，从《诗经》的许多祭祀诗中也能体现出来。《周颂·有瞽》云：“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应田悬鼓，*(左革右兆)磐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商颂·那》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左革右兆)鼓渊渊，嚖嚖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磐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和谐的箫管钟鼓之声，雍容舒展的舞袖，庄严肃穆的气氛，都透射出祭祖场面的神圣而隆重。
在先秦时期也有将黄帝作为天帝之一来祭祀的情况。对天帝的祭祀，是秦祭祀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秦祭祀中礼仪较为隆重的一种。如《封禅书》所言“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四畤之中的吴阳(在今陕西凤翔)作于秦灵公时，即祭祀黄帝之地。四畤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较为完备，《封禅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胜币各有数，皆生瘗理，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秦按时令进行祭祀雍四畤。春天祭祀，是为了祈求谷物丰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孟春纪》等记载：“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二者可相互印证。五月要用驹祭祀。四仲之月，即秦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都要进行祭祀。每畤用驹四匹，还有雕有龙和其他图案的车马一驷，马的颜色和帝色相配。每畤还用黄色的小牛和羔羊各四、圭币一定数量。圭币即圭璋、丝织品一类。用小牛是为了向上帝显示真诚。《郊特牲》说“贵诚也”，秦器铭变常言“虔敬朕祀”，表明秦人祭祀上帝态度是非常虔诚认真的。用具中没有俎豆一类。对于马、牛、羊一类牺牲，用“瘗埋”的办法，即活埋。圭的具体用法可能是“灌”，《郊特牲》说：“灌以圭璋，用玉气也。”即插圭于地，然后用酒灌之，使神闻酒之香气而降临。圭在西周以来较高级别秦墓中经常出土，质地有玉、石、陶三种[5]，而这类墓的主人是地位较高的王室成员或官员，有可能参加祭祀上帝的大典，因而可以说明圭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币一类丝织品，大概是用焚烧的办法。这些按时令的祭祀由专门的祀官太祝主持。《封禅书》说：“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祀之，”每三年，国君要亲自去雍祭祀一次天帝。其专称曰“郊”。具体时间在秦岁首十月，祭前要斋戒，穿白色衣服，礼仪与平常祭祀相同。
注解：
[1]《礼记·郊特牲》。
[2]《周礼正义》第五册孙诒让案语。
[3]《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
[4]《国语·楚语》引《祭典》。
[5]《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另见陇县、凤翔、宝鸡、户县、蓝田等地秦墓资料，不详举。
黄帝祭祀研究/何炳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03